非傳統安全|張家棟:西方視野下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怖

2020-10-12 來源 : 瀏覽數:

【京東集運】


西方是一個在西歐國家崛起、對外殖民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自我認同概念,在西歐國家相對衰落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併成為西方國家參與國際政治和相關事務中的一個重要身份標籤。西方在恐怖主義和反恐怖問題上有很多共性,重視宗教因素,隨着國際地位和危險程度不斷調整,但相互之間也有很大差異。由於歐美之間的權力轉移,以及雙方在地理、地緣等方面的差異,在恐怖主義問題上的差異也逐漸增加。在西方國際主導地位面臨衝擊、西方認同面臨內部挑戰的情況下,西方在這一問題的差異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自西歐國家崛起、西方概念產生以來,暴力恐怖主義及其相關概念,就是西方世界中的一個重要議題。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恐怖襲擊案發生以後,恐怖主義更成為西方安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學科。恐怖主義問題的重要性以及應對方式,與西方自身的發展演變、國際地位和國內社會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並在美歐之間形成明顯的差異。觀察西方視角中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怖問題,也要從觀察西方以及西方在概念和現實中的演變開始。


西方概念與西方的興衰


西方概念是在西歐國家崛起過程中自我發現的。本來,西歐國家經常是相互敵對或競爭的,並無統一身份。西歐國家率先崛起以後,在被征服者面前發現了自己的“基督教”、科技發達和白人等共同特徵,並以此把自己定義為“文明世界”,為自己的對外征服和殖民提供合法性。但隨着西歐國家逐漸完成了殖民主義征服過程,征服對象的缺失也使得西歐國家間的身份認同被削弱了。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只指西歐,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美國人並不認為自己是“西方”的一員,而是堅信美國例外。[1]由於西歐國家在當時處於世界政治的頂端,每個國家的最大對手和威脅是自己的鄰居。這樣一來,宗教、種族和政治制度等“西方”三要素,並沒有構成防止民族國家體系下的國際政治鬥爭的防洪堤。由於西歐國家之上再無有效的國際政治約束和規則,無政府狀態使得西歐國家無力阻止自己陷入大國政治的悲劇,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體系,產生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新秩序,事實上也摧毀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和廣大中立國家的存在,使得“西方”反而獲得了擺脱內部鬥爭的機會。由於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在宗教和種族方面與美歐國家並無本質性區別,美歐國家就用政治意識形態來定義“西方”。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從一個地理、文化和種族概念,變成了一個國際政治概念,並最終變成了一種新的國際身份。


簡而言之,西方是在西方世界由盛轉衰以後,從絕對優勢向相對優勢轉型過程之中,與其他國際政治勢力鬥爭和競爭過程之中形成的一種新身份。西方在地理上主要指北美、西歐、北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文化上主要指古希臘科學體系、羅馬法體系和基督教傳統,在政治上主要指世俗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及其實踐,在經濟上主要指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在實踐中,西方身份往往指富裕、生活優越、言論自由、更高的地位以及在世界範圍內旅行和生活的很多優待與特權,經常被視為秩序、發達、繁榮和文明的代名詞。


西方是在挑戰與競爭中產生的,現在又面臨着新的挑戰。一方面,在國際政治舞台中,西方曾經擁有的相對優勢,包括經濟、軍事和政治,不斷被挑戰、被削弱。這不僅帶來西方影響力的下降,也導致西方民眾優越感和幸福感被相對剝奪;另一方面,西方內部對西方的共識發生動搖。西方曾經從殖民主義時代的宗教西方和種族西方,發展到二戰後的價值觀西方,基本上可以延續宗教文化、種族羣體和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宗教西方、種族西方和政治西方的三位一體。


但現在,這些重要的因素都在發生變化:一方面,在國際政治領域,政治西方的共同敵人蘇聯消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政治西方在內部面臨不同宗教和種族羣體的挑戰。這樣一來,西方世界在西方的定義,以及宗教西方、種族西方與政治西方的關係上,出現了新矛盾。在美國和西歐,反政治西方的基本精神、崇尚宗教和種族西方概念的極右翼羣體和民粹主義羣體,與堅持政治西方精神、淡化宗教和種族西方概念的左翼羣體之間發生了劇烈衝撞。例如,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本應歡迎新移民,但美國民眾對外來移民的態度越來越消極。1965年,希望減少移民的人只佔美國人口的33%;1977年佔42%;1986年佔49%;1990年和1993年佔61%。[2]據美國公共宗教研究所2015年進行的第6次年度“美國價值觀調查”,大多數美國白人受訪者(57%)認為,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向壞的方面轉變;而大多數非裔美國人(60%)和西班牙裔美國人(54%)受訪者則持完全相反的態度。[3]這使得美國政治中的種族和宗教認同因素的重要性不斷上升。這不僅是對西方利益羣體的挑戰,也是對西方這一身份的挑戰,同時對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一系列問題產生了深刻影響。


恐怖主義議題在西方視野中的共性


西方世界共享的宗教、種族和政治要素,使得西方各國在恐怖主義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有很多共性。


一是西方國家都承認宗教在恐怖主義問題中的重要性。事實上,西方世界對恐怖主義的認識,從一開始就與宗教相關聯。西方世界傾向於認為,“宗教是最血腥的衝突的根源,所以政治和信仰絕對要分離”。因此,到18世紀,在西方世界,上帝就被世俗自由思想所取代。在暴力領域,西方建立起一種“可以為你的國家而死,但不能為你的宗教而死”的觀念。[4]這樣,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就取代宗教極端主義,成為衝突和戰爭的核心理念。很自然地,西方視野中的宗教現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與政治之間的距離所定義的。在這一視角下,政治與宗教難以區分的一些宗教和國家,就在西方話語中有了某種原罪的地位。在現實中,歐美國家內部穆斯林羣體中宗教原教旨主義分子的比例,又顯著高於其他宗教羣體。進入21世紀以後,穆斯林國家中發生的內戰,在世界的內戰中又佔絕對多數。[5]這使得文明衝突論在西方世界有了很多追隨者,導致特定羣體和宗教,在西方國家的反恐資源配置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從2015年到2019年9月,西方國家發生的極右恐怖襲擊數量增加320%,2018年佔恐怖活動總量的17.2%,高於聖戰活動的6.8%。[6]極右恐怖活動在美國的表現更加劇烈。2018年,美國有約50人死於國內極端主義者手中;其中98%為極右翼極端分子所為,78%為白人至人主義者所為。[7]但即使如此,美國仍然不願意在打擊右翼暴力恐怖方面投入更多資源。從“9·11”事件到2019年,美國在反恐怖方面投入2.8萬億美元,約5000億美元流入國土安全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來應對右翼極端主義威脅。就連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只有20%的特工從事國內偵察工作。[8]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僅削減了這一部分經費,甚至還不願意把白人民族主義者描述為一種“逐漸增長的全球威脅”。[9]


二是西方對恐怖主義問題的認知不斷深化。西方的安全威脅認知雖然看似有區別,但其實相互之間有很大的共通性:都是在自身相對衰落的情況下,對未來前途和命運的憂慮與恐慌。在此基礎上,西方各黨各派,無論是支持自由開放世界的國際機制主義派,還是反對自由開放體系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派,都更加強調國家安全議題。安全包括國家安全和身份安全,成為美歐的最高級別議題,這是在以前難以想象的。[10]


在2008年到2018年間,歐洲認識到網絡攻擊、周邊國家的內戰、外部勢力干涉、不受控制的外來移民、國際機制和秩序的退化等五大威脅,[11]其中有三個與恐怖主義相關聯。在美國對安全威脅的認知中,恐怖主義也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9·11”事件以後,恐怖主義和反恐怖曾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佔據最重要、最優先的位置,美國還制定了全球反恐怖戰略,發動了全球反恐怖戰爭。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上台以後,雖然在反恐怖戰爭方面開始收縮,但卻強化了本土反恐力度。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後,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列出三大類挑戰,第三類是跨國威脅組織,包括聖戰組織和跨國犯罪組織。[12]雖然看起來美國正不斷退出反恐戰爭,反恐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不斷下降。但事實上,美國在外交和國防層面對恐怖主義問題降温的同時,反而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和實踐,把反恐及其相關事務,上升到國家認同和政治安全的層面。


三是西方恐怖主義議題的演變過程有相似性、相關性。在19世紀,當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歐洲蔓延,並催生很多恐怖事件時,這股浪潮也最終通過移民等渠道影響到美國,並導致美國時任總統麥金萊的遇刺身亡。在冷戰時期,世界政治的界線主要是圍繞着意識形態界線展開的,危害西方尤其是歐洲國家的恐怖主義,主要是源於意識形態衝突。德國的“紅軍”派、意大利的“紅色”旅和法國的“直接行動”,都屬於極左型恐怖組織。美國在國際上參與的代理人戰爭,也往往與意識形態衝突有直接的關聯。


進入21世紀以後,尤其“9·11”事件爆發以後,西歐雖然一開始並不太重視反恐事務,但也願意在國際反恐行動中與美國保持西方陣營的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馬德里火車連環爆炸案和2005年倫敦地鐵案,促使西歐國家更加重視反恐事務。2004年的《打擊恐怖主義的聲明》(DeclarationonCombatingTerrorism),2005年的《歐盟反恐怖戰略報告》(EuropeanUnionCounter-TerrorismStrategy),就體現了這一點。2016年,法國和比利時恐怖襲擊案以後,歐盟提出“安全聯盟”概念,併成立了歐洲反恐怖中心。美國的反恐政策也有較大調整。從2001年到2003年,美國反恐怖政策從後發制人戰略發展到先發制人戰略。2006年,在伊拉克戰場中經受挫折後,美國面臨強大的撤軍壓力。雖然如此,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也不願意放棄,稱“美國正在進行的反恐戰爭不僅是一場軍事鬥爭,而且是21世紀決定性的意識形態鬥爭”。[13]


四是西方國家的國內社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似的。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的國內社會政策,多數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基礎之上,但在具體操作模式上有差異。英國很早就有政教合作的傳統;法國是政教分離;德國則處於英國與法國之間,政治上是政教分離,但在教育和公共福利事務上又政教合作。西歐國家都重視教育和社會政策在國家認同塑造與反恐安全中的重要意義。[14]美國的基本社會政策,與西歐類似。


冷戰結束以後,隨着意識形態因素在安全領域的影響不斷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歐的影響不斷上升,並對社會和政治認同形成了新的壓力。美國學者因此提出了文明衝突論,歐洲國家也增加了對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視程度。進入新世紀以後,英國、法國和德國等都以不同方式承認文化多元主義的失敗。越來越多的美國白人擔心自己會失去美國,歐洲人則擔心自己會被伊斯蘭化。[15]西方國家極右勢力的上升,進一步惡化了這些國家的族羣關係,並反過來為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社會土壤。美歐都有很多人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用客觀、中立的方式試述了穆斯林世界的多元、和平狀況,以及其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徵。[16]但這種努力在西方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後的禁穆令和美墨修牆計劃,英國脱歐,以及一些歐洲國家右翼政黨的崛起,都使西方在整體上有朝不同方向發展的趨勢。


恐怖主義在西方視野中的差異及其原因


西方國家雖然在恐怖主義以及相關安全問題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在美國與歐洲之間存在很多差異:首先,西歐國家對恐怖主義問題的認知,比美國更加穩定、更有延續性。其次,西歐國家與美國相比,更視恐怖主義問題為一個內生性威脅,而不是一個外來威脅。再次,西歐國家並不認為恐怖主義能真正威脅國家安全和國家認同,不值得上升到國家戰略和政府政策的高度。直到2003年,美國在伊拉克戰場正打得如火如荼時,歐洲委員會還稱“歐洲正擁有史無前例的繁榮、安全和自由”。最後,與此相應,在反恐方面,西歐國家也更願意採用情報、警察和社會等綜合性手段,而不是軍事力量。這些差異,與美歐在國際地位、地緣環境和人口結構的差異有密切關係。


一是國際地位差異是影響美歐恐怖主義認知和反恐政策差異的主要因素。恐怖主義威脅往往是與傳統安全問題相對應的,或相互伴生的。地緣政治活動的中心地區,往往也就是恐怖活動的熱點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發源地和主要目標。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專政,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浪潮中,再到民族衝突型恐怖主義,多數是以歐洲為中心、或發源於歐洲的。但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先後在經濟、軍事和政治方面取代歐洲,成為西方世界的中心和世界霸權國家。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以後,隨着美國日益深刻介入到中東和南亞地區衝突之中,美國逐漸取代歐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首要目標。


國際政治重心從歐洲向美國的轉移,也導致美歐之間恐怖主義認知的巨大差異。與西歐國家相比,美國更願意把恐怖主義和反恐怖問題與地緣政治問題相關聯,視恐怖主義為一個國際政治問題。事實上,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駐軍以及大量的存在,也使得美國比歐洲國家更易於受到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基於此,美國傾向於從外部來尋找恐怖主義問題的解決方案。“9·11”事件爆發以後,美國迅速把恐怖主義定義為頭號敵人,並首次啓用北約盟約第五條“共同防禦條款”,動員盟國支持。除此以外,美國還發起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


歐洲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但還是更願意把反恐問題視為一個政治問題和國內問題。因此,歐洲國家雖然參與了美國領導的阿富汗戰略以及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但除了在利比亞軍事行動中佔據主導地位以外,多數是因同盟義務而被動參與的。並且,除英國以外,多數西歐國家並不願意在軍事行動中發揮積極作用,而更多是同盟義務約束之下的一種政治表態。


二是美歐國家的地理差異,導致兩者在反恐問題上表現出不同的地緣政治偏好。西歐國家長期處於戰爭與衝突或其陰影之中,而美國則長期遠離亞歐大陸這個衝突漩渦。冷戰是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壘,但處於前線的卻是歐洲,最危險的地區是西歐。這導致冷戰結束以後,再危險的恐怖主義威脅,在西歐看來也不能與當年的核戰爭威脅相提並論。在地理上,歐洲與中東和北非環繞着地中海,基本上可以被視為同一個地理甚至是地緣空間,是幾千年人類主戰場之一。進入近現代以後,由於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環地中海地區更有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一體化的趨勢。冷戰時期,歐洲發生很多重大恐怖事件,從“慕尼黑奧運會人質劫持事件”,到“洛克比空難”等,都是受到中東形勢的影響。冷戰結束以後,意識形態衝突讓位於宗教文化矛盾,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也使得西歐國家擴張到東歐,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緩衝地帶也因此而消失。


在此情況下,歐洲恐怖主義問題,從冷戰時期與美蘇爭霸的意識形態鬥爭聯動,變成了與宗教矛盾與衝突聯動的新局面。在伊斯蘭國組織(IS)興盛期間,伊斯蘭國組織的外國戰士中,除了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以外,歐洲是最大的外國戰士來源地。據2018年7月倫敦國王學院的一份研究顯示,在伊斯蘭國組織的41490名外國戰士中,18,852人來自中東和北非,7,252來自東歐,5,965人來自中亞,5,904人來自西歐。[17]再考慮多數東歐國家與西歐人員往來的一體化,西歐面臨的相關威脅,遠遠高於美國。中東地區對巴黎的直接影響,遠遠超過了對紐約的影響。[18]


對於美國來説,中東和北非只是一個可進可退的戰略活動區域,反恐怖活動是一個可以選擇或變化的戰略或戰術問題。其實,在反恐領域,美國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其實並不是其強大的軍事和情報力量,而是與相關地區之間的遙遠距離和遼闊的海洋。而於歐洲來説,恐怖主義則是其地緣政治宿命的一個附屬品,是不可選擇的鄰居與“夥伴”。


三是人口結構差異導致美歐不同的反恐政策。歐洲二元對立的人口結構,相對於美國多元共存的人口結構,更易產生族羣和宗教矛盾。歐洲國家一方面,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是本土人口;另一方面,則是不斷增加的、主要來自前殖民地國家的移民。穆斯林羣體在歐洲的比例並不高,2016年佔4.9%左右,而在西歐的比例要高一些,英國為6.3%、法國為8.8%、德國為6.1%。[19]但西歐國家的一個特徵在於,本土人口與外來人口中的主體一樣,都具有非常清晰的宗教和種族特徵。這使得歐洲國家一方面,人口結構的同質性程度不夠高,低於主要的東亞國家,如中國、日本和韓國等;在另一方面,多元化水平也不夠,不足以像美國那樣通過文化多元主義政策來緩解矛盾。這使得歐洲國家非常易於陷入到二元對立的結構性陷阱之中,導致宗教極端組織在西歐國家的滲透程度,甚至還高於很多穆斯林國家。很多西歐國家參加伊斯蘭國組織的人數佔總人口和穆斯林人口比,遠遠高於巴基斯坦、印尼等穆斯林大國,[20]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歐洲國家反恐手段的選擇自由。


與歐洲相比,美國穆斯林人口的規模和佔總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2017年,美國大約有345萬穆斯林,佔美國總人口的1.1%左右。[21]同時,美國穆斯林的來源也更加多元,構成更加多樣,總體也更加世俗、温和。因此,雖然穆斯林在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地位要低於歐洲穆斯林羣體,但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態度卻更加温和、客觀。根據皮尤中心的民調顯示,自2007年以來,81%的美國穆斯林一直拒絕暴力和極端主義,很少有人認為自殺式爆炸和其他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動是正當的。僅有8%的美國穆斯林認為恐怖暴力活動策略通常或有時是正當的。[22]截止到2015年12月,參加伊斯蘭國組織的美國籍穆斯林,佔美國穆斯林人口總量的比例只有百萬分之0.4左右,與印度、印尼等國相當,遠遠低於西歐和北歐國家。[23]


小結


西方世界長期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長期是國際主義的熱點地區和恐怖主義主要襲擊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僅是世界恐怖主義的主要發源地,也往往是主要的襲擊目標。二戰以後,隨着西方世界領導權從西歐向美國的轉移,恐怖主義的目標也在發生轉移。西方世界對恐怖主義問題的認知,也隨着國際格局以及西方內部格局而演變。總體來看,西歐對恐怖主義問題的認知,雖然在進入21世紀以來逐漸升級,但比美國的反恐認知更加穩定。美國的力量優勢使其從事海外軍事、反恐軍事行動的傾向非常明顯,美國的總統制特色也使其反恐怖政策的決策與調整更加迅速、有效。


美國與亞歐大陸之間的距離以及與中東北非國家更加薄弱的人文聯繫,都使美國的反恐政策,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都比歐洲更加自由。對於美國來説,恐怖主義或相關問題,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涉及美國霸權的可靠性,而對於歐洲來説,恐怖主義主要是一個內部社會安全問題,主要涉及威脅歐洲國家的社會穩定、和諧。歐洲國家在反恐領域,主要概念和機制是去極端化和去激進化,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綜合治理方案。[24]但美國則要麼是在海外大打出手,要麼則努力修建各種有形或無形之牆,試圖將相關威脅阻擋於國門之外。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後,在傳統安全和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都重拾冷戰思維,反恐事務的獨立性繼續下降,成為美國從事地緣政治鬥爭和處置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的一個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西方面臨內外挑戰的情況下,美歐在恐怖主義問題上的分歧有繼續擴大的可能。


參考文獻

略。

作者

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所所長。

出處

本文原載於“復旦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202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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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史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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