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係|張家棟: “四國機制”升級,中國如何破局

2020-10-13 來源 : 瀏覽數:

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外長日前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關於此次會議,日本首相菅義偉稱,在世界面臨病毒大流行挑戰的時刻,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極為重要。事實上,如何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繼續是四國對話的核心內容。


從時間點來看,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一方面,這是疫情期間少有的實體外交會議,是日本新政府主辦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會議,體現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另一方面,這次會議是在中國與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關係同時惡化的背景下召開的。四國應對中國的戰略需求顯著上升。


美國仍然是“四國機制”的主要推動力。四國的第一次對話是在2004年,後來這一機制基本停止。2012年以後隨着中美關係的逐漸緊張和中國的內外政策變化,美國建立反華陣營的呼籲得到其他三國的更多呼應,“四國機制”於2017年重啓。當然,這次美國國務卿取消其他訪問保留東京之行,並非僅是為了對付中國,摸日本新政府對外政策的底,也應是一個重要目標。日本新首相延續了安倍關於“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設想,似乎已得到了美國的認可。


日本的主張是四國在目前的最大公約數。日本的主張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印太願景是區域法治和自由航行。這是各方、包括四國以外的很多國家,都可以接受的概念。二是,日本意識到“美國一國獨大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美國單邊主導的安全機制逐漸失效,需要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多邊安全機制,才有可能維護地區穩定和安全。這意味着,日本要應對的,是一種體系性變化,並非必然是某個特定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制衡中國”是四國的共同目標,但由於地理位置、與中國關係以及對外政策傳統的差異,四國在如何應對所謂“中國威脅”方面有顯著差異。


美國的反華姿態最積極,不僅把“四國機制”定義為反對中國的戰略集團,甚至還要吸收更多的國家參加,以組建出一個“亞洲版的北約”為目標。


與美國相比,其他三國則努力淡化“四國機制”中的反華色彩,更願意強調其中的積極性和建設性。澳大利亞看待中國時,更多是出於價值觀差異,而非具體的戰略威脅和利益矛盾。日本的考慮比較複雜。一方面,日本要藉助其他國家的幫助來敲打中國,改善在中國面前的博弈地位。另一方面,日本又不願意與中國真正為敵。在四國中,日本與中國在地理上更近(跨過東海比翻越喜馬拉雅山更加容易),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也更加複雜。此外,與中國為敵會降低日本在美國面前的國際地位,也會削弱其好不容易獲得的戰略獨立性和自主權。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相比,印度參加“四國機制”的積極性更具有時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中印在邊境地區的緊張狀態。印度試圖藉助一個更加緊密的、有組織的機制,來增大對中國的壓力,迫使中國在相關問題上對印度讓步。


雖然“四國集團”仍然是一個被誇大的概念,但四國對話機制已成為事實上的四國磋商機制。四國雖然是在對中國打外交牌,但也已經認真地考慮聯手應對中國的戰略可能性,需要中國進行認真地思考和應對。這涉及到三個層面的問題。


一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霸權國家與地位鄰近的新興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關係,是一個經典的議題,中國難以迴避。但是,中國可以對博弈的烈度和方式選擇施加自己的影響。二是,中國與地區秩序之間的關係。一個自由、開放、包容的地區秩序,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中國應該大力支持這一概念。三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尤其是在價值觀方面的關係,需要更加科學的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國文化沃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又汲取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有益經驗。這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與世界主流價值體系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是“既東又西、既中又外”。中國要強調自己在世界文明體系中“帶有中國特色的共性”。只有這樣,美國打着“價值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旗號來建立反華同盟體系的努力,才不會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中國才能破局。



作者

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所所長。

出處

環球時報,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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